雾中枝

大学的前两年，我过得像一根绷紧的弦。 我在上海读大一、大二，每周五下午坐火车回苏州，周日晚上再回去。韩奶奶说来回跑太累，让我别回了，我说不累。 我知道我为什么回。 因为那栋老宅里有电话，有张妈炖的汤，有后进院子里那台老唱机。因为韩雾每次打电话回来，都是打座机。 他很少打。 但每次打，我都能赶上。 后来张妈跟我说，那是他提前跟她约的时间。 “他每次都说，这个点，枝枝应该在。” 那些电话都很短。 他问我手好了没有，琴练得怎么样，课难不难。 我一一答了。 他问完了，就没话说了，听我在这边讲一些学校里的事，讲到一半，他那边有人叫他，他就说“我挂了”。 有一次，我问他：“你那边几点？” “凌晨三点。” “你还没睡？” “刚开完会。” 我说：“那你睡吧。” 他说：“没事。” 那次我们聊了四十分钟。 那是我记忆里最长的一次通话。 他跟我讲伦敦的雨，讲他父母公司里那些勾心斗角的事，讲他有一次在酒会上端错了杯子，把红酒倒进了别人的香槟里。 他讲得很平淡，但我听得出来，那不是他的世界。 “你什么时候回来拉琴？”我问。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。 “拉不了了。”他说。 “为什么？” “手生了。” “练练就好了。” “不是手生。”他说，“是听不出来。” 我说：“什么听不出来？” “音。”他说，“我听不出我拉得准不准。” 我想起那天在琴房门外，他反复拉那个升fa。 我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：韩雾的耳朵好像有点问题。 “那你去医院看看。”我说。 “看过了。” “医生说怎么说？” “说治不了。”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 “什么叫治不了？” “神经性的。”他说，“慢慢来，会越来越差。” 我说：“那……那你去治啊。国外不是有更好的医生吗？” “在治。” “有用吗？” “不知道。” 他说得很平静。 我握着话筒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“别跟我爸妈说。”他说。 “为什么？” “他们知道了，会让我回来。”他说，“回来了，就出不去了。” 我说：“回来不好吗？” 他沉默了一会儿。 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人这一辈子，有些路是只能自己走的。” 那年秋天，事情开始变了。 起因是十月底的一个周末，我从上海回来，路过正厅后面的小客厅，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。 是韩奶奶和一个来串门的太太。 我本来要走过去，但那个太太提到了一个名字。 “……雾儿那孩子，现在出息了。”她说，“听说在欧洲那边，一个人管着两个公司？” “管什么管，”韩奶奶说，“他爸让他历练历练。” “那也是本事。”那太太笑，“我听说啊，白家那个姑娘，跟他在一个地方？” 韩奶奶“嗯”了一声。 “白家那个，我见过，长得是真体面，人也懂事。听说她爸跟你们家在欧洲那边还有生意往来？” “有。” “那多好。”那太太说，“门当户对，又都在一处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你跟雾儿说了没有？” “说了。” “他怎么说？” 韩奶奶沉默了一下。 “他没说。”她说，“他那个人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不说。” “那就是默认了。”那太太笑起来，“我看这事儿啊，八九不离十。男孩子嘛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明白得很。你等着抱重孙子吧。” 我在门外站着，手里的书包带子勒进肉里。 我走开了。 回到房间，我坐在床边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 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件我一直不敢做的事。 我拨了那个号码。 是凌晨一点多，但我顾不上了。 电话响了七声。 第八声的时候，通了。 “喂？” 是个女声。 很年轻，很清亮，带着一点笑意，像刚从什么高兴的事情里抬起头来。 “请问……”我说。 “你找韩雾吗？”她说。 我的喉咙一下子干了。 “他、他在吗？” “他在洗澡。”她说，语气很自然，自然得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，“你是谁呀？” 我说：“我是他……我姓许。” “哦——”她拖长了声音，“我知道了。你是枝枝吧？” 我愣住了。 “他跟我提过你。”她说，“他说家里有个妹妹，琴拉得特别好。” 妹妹。 我握着话筒的手在抖。 “你……你是？” “我叫白秀。”她说，“我在这儿陪他处理点事。他今天累了，一回来就睡了，这会儿在洗澡。” 她在陪他。 凌晨一点多，她在陪他。 “你要留个话吗？”白秀问，“他出来我跟他说。” 我说：“不用了。” “那你早点休息呀。”她说，“这么晚了，女孩子熬夜对皮肤不好。” 我说：“好。” “拜拜。” “拜拜。” 电话挂了。 我握着话筒，坐在床边，听了很久的忙音。 那声音一声一声，像有人在用钝刀子割我的手腕。 我把话筒放回去，坐到书桌前。 桌上摆着那套唱片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巴赫。我一张一张地拿出来，摆在桌上，一共十二张。 我拿起第一张，用手指把唱片掰断了。 然后是第二张，第三张。 掰到第七张的时候，我的手被塑料边缘划破了，血滴在唱片上。 我看着那滴血，忽然停住了。 我把剩下的唱片放回盒子里，把掰断的那些扫进垃圾桶，用纸把桌上的血擦干净，把手指包好。 然后我坐在那儿，坐到天亮。 第二天早上，我下楼吃饭。 韩奶奶看了我一眼：“眼睛怎么肿了？” 我说：“没睡好。” “琴练太晚了？” “嗯。” “练琴是好事。”她说，“别伤了身子。” 我低着头喝粥。 粥很烫，我一口一口地喝，喝到最后，碗底剩了一层米汤，我的眼泪掉进去，砸出一个小小的坑。 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躲着他的电话。 他打来，张妈叫我去接，我说我不在。 有一次张妈说：“枝枝，雾少爷说，他下个月回来。” 我说：“哦。” “你听见没有？” “听见了。” “你高兴不高兴？” 我说：“高兴。” 我那时候已经学会了一件事：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“高兴”这两个字后面。 十一月，他定了回国的日期。 十二月十八号。 韩奶奶跟张妈说的时候，我在走廊上扫地，听见了。 那天晚上，我把韩雾这几年来送我的所有东西，都找了出来。 那副黑手套。 那套唱片断了一半，我把剩下的收好。 那把修好的弓——他托人从北京带回来的，据说是一个老工匠手工做的。 那本《巴赫无伴奏组曲》的谱子，扉页上有他写的一行字：“给许枝，练琴别偷懒。” 还有那把黑伞。 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摆在床上，摆了一整床。 我坐在床边，看着这些东西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唐的念头： 他想给谁都行。 但这些，是我的。